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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这个深处内陆2000多公里的城市，借助其独特的“垂直整合”商业思维，在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仅用一年多时间就快速完成了多达1亿台笔记本电脑产能的布局。
IT大厂云集
2月8日，家住重庆市涪陵区李渡镇的曾德燕到重庆市火车北站，送一名亲戚前往沿海地区打工，曾在深圳富士康打工2年多的她因为离家几年，今年计划不再去沿海地区打工了。
不过，她在火车站外的广场上意外看到富士康科技集团（重庆厂区）设立的一个现场招聘点，就走近看了看，才知道富士康已经在重庆设立了工厂，于是顺势了解了一些情况，并在《富士康应聘者信息采集表》上留下了个人基础信息和联系电话。
富士康这一天在重庆火车北站招聘到了50多人。
全球最大的服务器代工厂英业达在重庆投资的英业达（重庆）有限公司2月8日也在重庆市火车北站设立了一个现场招聘点，这一天，该公司这个现场招聘点共招到了35人。
目前，重庆市已经落户的全球笔记本电脑品牌企业包括全球第一大电脑品牌厂商美国惠普公司，全球第二大笔记本电脑厂商、正试图夺取全球笔记本老大位置的台湾地区的宏碁公司，以及方正。
这三家笔记本电脑企业入驻重庆后，其主要代工厂富士康、广达、英业达、和硕等6家世界级代工企业也先后落户重庆，此外160家零部件配套企业也跟随而至。因这些企业均集中在去年底至今年6月前投产，今年内即为当地提供了10万人的用工需求。预计到2015年，仅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就需要一线工人40万。
“垂直整合”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2010年9月12日在重庆大学演讲时，透露了该市“忽悠”惠普前往投资的一些细节。这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故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重庆市在进行经济调研的时候发现，全球从原材料工业到装备工业，到一般消费品电子产业，市场几乎萎缩了30%~40%。但有一种产品当年居然还是正增长，这就是笔记本电脑。
究其原因，原来是失业率暴增，很多人失业后在家玩电脑了，黄奇帆认为这是经济萧条时期的另一种“口红效应”，每当经济不景气，人们的消费就会转向购买廉价商品，而口红虽非生活必需品，却兼具廉价和粉饰的作用，能给消费者带来心理慰藉。
失业男人不涂口红，但他们玩起了价格并不高的笔记本电脑，窝在家里上网。这是一个商业机会。
此外，黄奇帆还向惠普抛出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世界是平的》这本书写得太浪漫，它讲的是世界加工贸易水平分工，品牌商下单，代工商组装，全球零部件供应链供应，按此逻辑，物流成本极高——真正运行这个模式，违反经济规律。
重庆市准备反玩一把。黄奇帆认为，合理的逻辑应该是整机加零部件一体化，70%~80%零部件本地造，物流成本归零。
惠普的总裁反问，你怎么做到80%本地化，现在又没有零部件厂？
黄奇帆显然是有备而来：“如果你给我做400万台，我只能跳长江了，如果给我4000万台，我不用招商，我一说有这件事，零部件厂商会蜂拥而来，而且我们的组织效应能够使得它们2~3年出产品，80%能够本地化。”
“然后就打赌，如果三年达不到零部件80%本地化，由此引发的一切比上海、江苏物流成本高的那部分重庆市政府财税补贴，当然我不愿意补贴，赌一把，把自己逼上绝路，置之死地而后生，”黄奇帆说，“我们合同真有这一条。”
拿下惠普，当地就劝说惠普的总裁给富士康、广达、英业达等代工厂老板写信，力劝他们赴渝投资，甚至直接把他们“携带”到重庆，问他们愿不愿意跟随自己到重庆投资。
接下来的事，就很简单了。重庆市先让本来做零部件的富士康从惠普手里搞到每年2000万台整机的代工订单，相当于从广达、英业达等嘴里抢了一块肉，随即广达、英业达在一周内火速派员赴重庆考察、投资，以防富士康夺走更多订单。
不过，世界级大厂到重庆，并不是几张订单就能解决的，巨量零部件即商品的物流成本，可以令这些企业在一夜之间落户，也能令其一夜之间飞走。
重庆市采用的做法是，通过设立保税区及保税港区的方式使其拥有国际贸易便利，同时通过铁海联运使其与沿海相比，在运往欧洲的运输时间上少一天半；打通欧亚铁路大通道，使其西去欧洲的铁路在途时间为13天，比沿海地区走海运少一倍的时间；此外，航空直飞欧洲的时间仅为12小时，也比沿海地区少。
重庆目前已经获批两个保税区（或港区），分别是重庆西永综合保税区（面积10.3平方公里，是国内面积最大的综合保税区）和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规划面积8.37平方公里）。
目前国内已经设立8个综合保税港区，重庆市为什么能在不到1年前刚设立一个保税港区后，又“搞到”一个综合保税区？
原因在于，重庆市的这个综合保税区与国内其他一些保税区“先有窝后有鸡”（本处指先争取到保税区再去招商）不一样，该市的保税区是“先有鸡后有窝”。
不过，重庆市在IT领域也有缺失，譬如富士康等企业在将其深圳工厂向内地转移时，重庆市就没能抓住这个机会，当地在致力于抓全球产业转移商业机会的时候，却在沿海的产业转移中出现了盲点。（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Tags：物流 |